目录
　　
　　前言：谁主沉浮
　　
　　一、并州女子
　　（则天二字的来历-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的地位变迁及原因-杨氏是否出生士族）
　　
　　二、宫怨
　　（才人的职责-狮子骢事件-李君羡与推背图之谜）
　　
　　三、缁衣女尼
　　（感业寺之谜-弘的出生-太子忠的匆忙立嗣）
　　
　　四、血影*泪痕
　　（后宫情报网的建立-安定公主之死-冲击后位）
　　
　　五、舅甥之间
　　（贞观永徽故事-太宗立储-高阳公主谋反案）
　　
　　六、正位中宫
　　（高宗的反击-皇后的废立）
　　
　　七、长孙失势
　　（人彘事件真伪-政坛清洗-武氏兄弟之死）
　　
　　八、天后临朝
　　（由二圣临朝到天后称号-上官仪事件-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前贤后愚的高宗）
　　
　　九、挡我者死
　　（李义府之逐与许敬宗之死-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
　　
　　十、逆天强者
　　（与裴炎、程务挺合谋废中宗-徐敬业之变-宰相之死-宗室连反）
　　
　　十一、武周革命
　　（告密风起-酷吏滥刑-大云经及圣母代唐）
　　
　　十二、女主天下
　　（女皇的统治风格与用人之道-神道设教-威权独任-科举与自荐）
　　
　　十三、金轮垂照
　　（武周政局面面观-文化繁盛-边疆告急-制度大坏与经济大上）
　　
　　十四、亢龙有悔
　　（从李昭德到狄仁杰-中宗还京-武李盟誓）
　　
　　十五、逝水东流
　　（二张之祸-神龙宫变-上阳白发人）
　　
　　尾声：无字碑歌
　　（评价问题）



遥想盛唐，多少繁华。这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灿烂，更表现为精神风貌的昂扬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与风流。绝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将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诗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韩愈……他们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与那个云蒸霞蔚的时代一起，沉淀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珍藏与骄傲。人生意气唐时代。当我们为美伦美奂的大唐盛世赞叹不已的时候，也不禁会沉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由谁创造？兴衰由谁主宰？
　　
　　古中国的先哲们把这归因于“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见证着尘世间一切生死荣枯。“天命当兴”、“气数已尽”，这样沉重宿命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华夏历史数千年的时空之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对着乌江的滔滔逝水，发出过“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纵然英雄盖世，无奈形势比人强的苍凉与悲壮，弥漫着一页页的青史黄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都不缺另一种声音，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越呼声，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于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惧颤栗；有人更改名字称号以顺应天命，期望能由此带来非分的功名和富贵；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预言，编织谶纬，一把扯过天命来为自己服务。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不同的人生，也为历史的发展，平添了无数莫测的变化。是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环境，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人的命运。他们不能战胜“命”，但却能把握“运”，他们不能超越时代，但他们成功地超越了自我。
　　
　　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尽可以分析说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让她有了出位的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才给了她机会，或者干脆说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还是唾弃她，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这段历史一直让我很感兴趣，初中时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唐朝的打油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则天回首紫微暗，独坐金殿称风流。当世多少奇男子，对此莫敢不低头。”有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在千百年后依然让很多人感觉尴尬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劳心竭力的狄仁杰，倍受疼爱、老公却被她活活饿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看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这真是很有趣的事。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简单的框架，同时又留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吧！
　　
　　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风烟在来检视这个青史中的女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向来是中国官方史学的基本特点，但对于武则天来说，事情甚至更为复杂。首先在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史官许敬宗，其修史一向让人评价不高，比如太宗曾经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他写成给尉迟敬德，因为敬德是他的儿女亲家，长孙无忌却是他的政敌。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此次改史，也牵涉到高宗后期帝后权力之争，容后再述。）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宗后期及高宗时代的政争，面目已经十分模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过程，也就充满了各种猜测。
　　
　　其二、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
　　
　　其三、封建史家对于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资治通鉴》里面就充斥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武则天怕猫的故事，说她残酷迫害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之前大声诅咒来世必化为猫，武则天为鼠，生生扼其喉。据说武则天被这样狠毒的诅咒吓怕，自此宫中永不养猫。然而同样是《通鉴》，又记载了长寿元年武则天如何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并在大臣面前显摆，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其四、建国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是变化无常的。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武则天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中进步的法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则天，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井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郭沫若还提出了无字碑是武则天自己所立的说法，据说是武则天的遗愿，表明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述。可是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从未提到过武则天的遗愿包括立无字碑这项。文革过去，随着“红都女皇”的倒台，关于武则天的口水战又再度升温。再加上当今女权运动的影响，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妇女解放的色彩。
　　
　　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形象便象这无字碑一般任由人们涂抹评说，似乎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着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试一试，尽量从现存的各种真假难分的记载和传说之中，追寻这个非凡的女子……



第一章、并州女子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兴亡。”大唐二任帝太宗皇帝如是说。这话当然很有道理，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照的不是哈哈镜？史家纵或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在史料鉴别和取舍之际，也难免因自身的立场而有所倾向，再加上执政者有意无意的影响，镜中人纵然有着相似的眉眼，气韵和神采也可能全然不同了。太宗皇帝可谓对自己这套镜子哲学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确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也表现在他把风月宝鉴背后的兴亡——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搬上了前台。是有心？是无意？是不屑顾及还是无法顾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沿着这样的轨迹一路发展下去。时隔千年，唐代的实录及国史，如今已经全部佚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隐隐查知书写青史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众所周知，唐代《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是由房玄龄监修的，其间发生过著名的“领导亲切关怀”一事，据传着眼点主要在于玄武门事件的定性问题，原有记载在太宗御览之后按其要求重新修改。尽管中国史书一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有改史之嫌的帝王也非他一个，然而官方明文记载且详述经过的他还是得算头一个。连作弊也敢开天下先，难怪惹了那么多的话题。而太宗朝后期的历史《贞观实录》，则由长孙无忌监修，其后许敬宗有过篡改。此外，许敬宗也负责《高宗实录》的撰写，但在许敬宗死后，高宗突然表示事多失实，命宰臣改正。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宗的形象，极其心软仁厚，完全是在许敬宗的挑拨甚至恐吓之下，才含着泪贬杀了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果然，事隔不久朝廷便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归葬昭陵。以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仇恨来看，很难说这次事件得到了她的衷心支持，别忘了她直到临死之前才原谅了王皇后、萧淑妃和褚遂良等反对她做皇后的人。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对于朝政的掌控程度，以及当初那个真正想除掉长孙无忌的人究竟是谁。
　　
　　然而，时间是站在武则天这边的，她很有耐心地等到了高宗去世，自己完全而直接地支配朝政之后，亲自监修钦定《高宗实录》一百卷。和太宗高宗多少会有些避忌不同，她很直接地自己亲自出马操作，——《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明文提到，《高宗实录》为“大圣天后”所亲撰。这一番龙争凤鸣，不由得让人想起奥维尔《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她关注的不仅是高宗朝的那段往事，也包括武周朝自我形象的塑造。在她当政期间，有宗秦客撰《圣母神皇实录》，长安三年，在她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当时已80岁），又下诏特进武三思等修唐史，只是书尚未成已然遭遇政变，被迫退位（见《唐会要*修国史》）。
　　
　　由此可见，武则天真是个很强势的女子，几乎做了男性帝王要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占据了两性间的支配地位，更力图主宰那个男权社会中的话语权。可惜敌不过命运，李唐皇室复辟，一切的希望也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则天实录》和《唐国史》最后由开元史官吴兢等完成。而她的毁誉，也只能在司马光郭沫若这些男性话语者的口舌间翻覆变化。
　　
　　重新检阅这段历史，有时不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唐朝历代帝王都在竭力仿效太宗，然而真正继承了太宗皇帝衣钵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仿佛却是这个和李氏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并州女子。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关于她的出生之地，有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长安两种说法，大抵是根据武则天出生之时其父在何处任职推断的，然而论她的籍贯，算来应是并州的。武则天本人便亲口说过：“并州，朕之枌榆”（枌榆，即故乡之意）。对于这片“龙兴之地”，她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多次亲切接见当地父老乡亲，改并州为北都，并仿效汉高祖刘邦惠及故乡的先例，为当地百姓世代免除赋税等等，称她为并州女子，也许更为合适吧！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则天二字并非武则天的本名，而是来自于死后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开元史官吴兢因做《则天实录》，这是则天二字的最早出处。但这个称呼并未流传开来，在漫长的千余年中，人们一般都以“武后”来称呼她。武则天这个名称，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我很怀疑她是否会喜欢这样的称呼，如果她只是满足于当太后、皇后，她这一生将会安宁得多，在下诏去帝号称皇后的时候，她的心里，想必是充满了郁闷和不甘的吧！在现代影视剧中，她的名字是“媚娘”，源于入宫之后太宗曾赐号为“媚”。而“曌”这个字，则是她觉得这个字型很气派自己拿来用的了，有人因此认为她的本名必是“曌”的同音字，遗憾的是史籍中只记载了她喜欢“日月当空”这个字型，至今还未找到其他的旁证。那么，她的本名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再难追寻了呢？仔细找找还是有线索的。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之后还有“华阴，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垂拱年间为武则天准备登基的时间，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因此武则天的名讳中有个“华”字，应该是可信的。看来民间传说武则天的闺名为“华姑”，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华姑”这个名字实在有点土，远没有日月当空的则天女皇武曌听来那样威风了。
　　
　　按照中国帝王的传统，武则天的出生，自然也给笼上了一重神秘的色彩。传说著名术士袁天罡曾经给襁褓中着男装的武则天相过面，预言她若为女子，必将为天下主。武则天的父亲因此牢记在心，铁了心要把女儿送到宫里去“为天下主”。这个故事还有个更为古老的版本，袁天罡是给武则天一家人相面，但武则天已经四岁，并非襁褓中的婴儿。对于武则天的姐姐，后来的韩国夫人，袁的评语是“之后必当大贵，但夫婿沾不了光。”接着是武则天，袁天罡要求武则天在地上走几步，然后大惊：“可惜是郎君，若是女，当为天下主！”熟悉唐史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眼熟，若干年前，也传说有个神秘的白衣人为李家相面，奉承李渊“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然后评论四岁的李世民日后必将成就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如果把这位白衣人加上袁天罡这个名号，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何况，最早记述袁天罡事迹的《感命录》里面并没有这件事，后人怀疑这段记载乃是伪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考据这类帝王出生灵异事件的真伪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是真命天子，就算没有高人相面，想必也会梦见下太阳月亮之类的，只是日人原百代的《武则天传》将这一事件渲染得十分神奇，认为是武则天日后遭遇困难仍能百折不挠过关斩将的精神支柱，个人觉得是不大可信了。女主天下的预言毕竟过于虚无缥缈，又能给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多少实质性的安慰和信心呢？武则天的野心，应该还是随着身份地位的变迁而逐步升级的。所以，没必要过分迷信命运的安排，只要走好了眼前这一步，也就为将来下一步打好了基础。而武则天的女皇之路，便是从她以当朝勋贵武士彟之女的身份，入选贞观天子的后宫才人开始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说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武家世代务农，到了武士彟这里，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毅然走了弃农经商的道路。武士彟为人精明，运气也很好，经营木材生意正好遇到文帝晚年好大兴土木，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位狂热爱好基础建设的君主。随着大规模大手笔的土木工程接连不断，武士彟的家财也就节节看涨。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并未随之而水涨船高，在中古时代，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地位尚在农民和工匠之下，某日在东都洛阳得罪权臣杨素，武士彟毫无办法，只能连夜逃回老家并州。金钱在权势面前，竟然败阵得如此之惨，纵有黄金万斛不及当权者的冷冷一笑。这一场羞辱，若干年后由他的女儿报复回来，当时已是大周朝女皇的武曌特地下旨，杨素兄弟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京官，理由是他挑拨杨勇杨广兄弟不和，对于隋帝国的覆灭负有完全责任。大周朝的女皇竟然为隋朝的废太子杨勇打起抱不平来了，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不难想象女皇当时的心情，大权在握，快意恩仇，看着当年位高权重的仇家一个个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那种快乐想必是世间的极致吧！权力带来的诱惑不是不吸引的。
　　
　　不知道逃回并州的武士彟是否也有此感受，但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积极地往官场上钻营。先是花钱买了个小官当当，而后着意接纳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李渊。他是最早劝李渊太原起兵的人物之一，甚至还捐出了家产供李渊打拚，——考虑到他当时属于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王威手下，不能不佩服他眼光还是很毒的。这位木材商人的智慧绝不仅仅只是在商场上。乱世风云变幻，舍弃人人看好的魏公李密而死心塌地地投效李渊，甚至不惜将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投入这样一场豪赌，他的胆量可也相当惊人了。绝高的智慧，精准的目光，在必要时不惜
　　舍弃一切放手一搏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日后都被他女儿继承，甚至走得更远。然而，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胆量，而是他的决心。辛辛苦苦积攒的万贯家产可以舍弃，自家性命可以不要，甘冒毁家灭族的风险，也要强登上这个本不属于他——一个商人能参与的政治舞台。这样的顽强执著，这样的不顾一切，其背后是急于摆脱自身寒微阶层的焦灼和对世俗权力的渴望。
　　
　　武士彟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定鼎长安之后，他被列为从龙功臣之一，算得上开国元勋了。他虽非驰骋沙场的将才，但长袖善舞精于经营之术，调度理财是把好手，加之于李渊关系不俗，因此一路官运亨通，武德三年即拜工部尚书，其间还一度兼统关中十二军中的一支，累迁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说是“既勋且贵”，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指武士彟谦辞不就，然武氏被列为从龙功臣并因此发迹成为当朝新贵，应无疑问。）然而当时社会重门阀，世家大族就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中，在他们的眼里，武士彟仍然属于他们看不起的寒门小户，最多再加三个字“暴发户”。
　　
　　一些美丽而凄凉的传说由此开始。有说武士彟为了洗脱“暴发户”的名声而休了出身低微的原配相里氏，另娶武则天的母亲年轻漂亮的弘农杨氏为妻，活脱脱的陈世美前身。因此相里氏的两个儿子心衔母亲被休之辱，在武士彟去世后对武则天母女百般凌辱，由此养成了武则天倔强坚毅的性格云云，写得倒是十分精彩，可惜全无依据。武士彟虽常被看他不顺眼的史官讽刺为好奉迎拍马，但于公于私都十分尽职尽心，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当然更没有做过休妻再娶这种事了。相里氏乃因病而亡，武士彟在任上无法探望，高祖李渊曾因此大为称赞他的忠义，更亲自为他做媒选中弘农杨氏杨达之女为妻。[1]且杨氏以92岁高龄卒于咸亨元年，由此推算她嫁给武士彟的时候至少已经42岁，又何来年轻漂亮之说呢？[2]小说家为了故事曲折而编造一些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作为历史看还是应该尊重事实。
　　
　　弘农杨氏为关陇贵姓，是著名的高门士族。武杨联姻可谓旧日门阀与当朝新贵的结合，正和隋末唐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相应和。不过，近来也有学者黄正健先生对则天母族提出质疑，理由是新旧唐书在《外戚传》和《后妃传》中均未曾提到武则天之母为隋宗室杨达之女，弘农杨氏的墓志铭也未提到为则天母族。且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她出生低微，如果其母真的是杨达之女，何不大力宣扬？并引用武则天立后之后曾作《外戚传》，引起议论纷纷为证。（“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噪”）黄先生认为，杨达“有学行”，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心胸狭窄，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而且七八十岁还和外孙贺兰敏之私通，不像杨达的女儿，因此断言她是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比如与杨达家有某种关系的侍女、乐伎等。[3]
　　
　　个人以为黄先生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偏颇的，最后一点明显证据不足且不说，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家世主要是考虑父系那一支，立后时未以母族的高贵为己辩护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新旧唐书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则天母族的事情，比如新唐书之《杨恭仁传》。后来武后用杨恭仁从孙杨执柔为相，就是因为杨执柔是外家，所以引以执政。时人议论武后所制《外戚传》，也不见得就说明身世完全编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呢？最重要的一点，武杨联姻时杨氏已经40多岁，武士彟则已功成名就，如果不是贪图杨氏家世显赫，何必娶这么一个半老徐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哪有高官娶一个侍女乐伎为正妻的？何况武士彟并不是那种感情至上的人。在无确切证据之下，似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史。
　　
　　不过，有一点仍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杨氏出嫁的年龄太大了些，萧淑妃的女儿拖延到二三十岁才出嫁已经被人说武则天搞政治迫害了。按武则天为其母所立的望凤台碑的说法，似乎是她孝顺父亲又信奉佛教所以耽误了，这当然纯属扯淡，如果杨氏这么清心寡欲，也不会频频与人私通了。所以我猜想她是不是曾经嫁过人，而时人的议论就是《外戚传》中抹杀了这一点呢？是耶非耶，就留待今后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实证吧。
　　
　　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不好针线女红，轻视纺纱织布，喜诗书，善属文。这样的性格，也被武则天继承，她对于文学的爱好和才华无疑便是来自母亲的遗传。除此之外，杨氏赋予她的还有长寿的基因，杨氏享年92岁，武则天82岁，在中古时代这是异乎寻常的高寿了。健康的身体无论何时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比才智更重要^_^ 相里氏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子早亡，还剩下元庆、元爽二子。杨氏则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即是日后的韩国夫人，次女为武则天，下面还有个妹妹，约比武则天小一岁，史书上记载不多。仕途得意，儿女满堂，武士彟的生命也算是很完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唐高层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夺位成功，时为武德九年 六 月 四 日。
　　
　　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的武士彟，除了在事变后短暂地回京述职之外，终贞观一朝，便一直都在外地任职，再也不曾做过京官了。个人觉得这和武士彟与高祖关系密切有关。武士彟作为太原最早的从龙功臣，一直深得李渊赏誉，这可以从他顺畅的仕途反映出来。李世民武力夺嫡之后，致力于各派系的政治和解，并没有给他小鞋穿，但要再挤进政府中枢，那就大大不易了。这，或者可以解释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地位变迁的原因吧！贞观九年，李渊去世，武士彟闻之吐血而亡，当时武则天已经12岁，随母亲和两个异母兄弟扶棺回到老家并州葬父。她的生命，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在她足迹踏过的每一处地方，都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说，至今利州荆州等地仍有武则天庙。甚至，在靠近太平洋北部的钦州，都有祭祀她的庙宇，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据宋人笔记《岭外代答》记载：“广右人言武后母本钦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巍然，众人环坐，所在神祠，无不以武为尊。巫者招神，和曰武太后娘娘，俗曰武婆婆也。”在这些传说中，武则天通常都以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聪慧少女形象出现，整天在山林和绿野间到处乱跑，金口玉牙地施以各种神迹。这些故事当然不能成为信史，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童年备受父母宠爱，快乐无忧的生活。她似乎并不像同时代的官家小姐一样，养在深闺之中，学做针线女红，而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受母亲的影响，善属文工书，醉心于诗赋文学，审美观上喜欢宏大壮美的事物。旧史记载她后来因为“美容止”被召入宫，指她容貌与举止俱佳；另有“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有才貌，招入宫”等记载，都反映出她不仅貌美，且有才学，因此被皇帝看中征召入宫。这是史书对少女武则天的正面叙述。
　　
　　武士彟去世之后，杨氏因为没有生育儿子的缘故，在家族纷争中屡屡处于下风，史书上因而说武氏兄弟对她不加礼遇。不过，她毕竟是正室夫人，是嫡母，身份地位决定了武氏兄弟最多只是不尊重不买账，而不可能像对待庶出妾室那样肆无忌惮地欺凌迫害。要知道，杨氏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弱女子，那个时代，也不流行对牢白海棠吟诗不时吐口血荏弱美女。那是平阳公主助父起兵驰骋沙场的时代，是尉迟恭秦叔宝单骑闯阵单挑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子，就如我们现今从唐代壁画和陶俑中看到的，丰润而鲜活，有着开阔疏朗的眉宇和雍容自信的笑容，嘴角眉梢都盈满了生命的元气和充沛的活力，那是唐。
　　
　　然而家人的不和不可能对武则天没有影响，从12岁丧父到14岁入宫，这两年间对于武则天一定是很不愉快的记忆。很多人因此认为，童年的阴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武则天日后行事何以如此狠辣的原因。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也不是所有童年不幸的孩子都会养成如此凌厉的个性和强烈的报复心态。武则天是特殊的，非常特殊。
　　
　　纵然如此，我仍然不愿意将她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和野心凝结而成的怪胎。贞观十一年，天子以其才慧征召武则天入宫，她对母亲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见天子庸知非福”，我怎么都不能赞同这是她觉得自己野心就要实现于是兴高采烈的表现。我并不相信高人相面女主天下的预言，也不认为武则天就会因为这个预言而自信爆棚，摩拳擦掌地准备去迷惑两代帝王登上女皇宝座了。在我看来，这话很可能就是一局普通的临别赠言，安慰她的母亲“我会过得很好，请不要为我担心。”不管她日后手段多么令人颤栗胆寒，但在当时，她毕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而已。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如果我的想法能跟武则天一样，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码字了。这倒也是，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武则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臆测给这句话配上不同的潜台词了。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在她成为冷血无情的政治动物之前，也一样有过如花少女儿女情长的一面，直到日后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碾碎所有的柔软与天真。日后她纵然君临天下，事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然而兄弟姐妹勾心斗角，子孙媳妇视若寇仇，就是和李治夫妻之间也多了功利和争斗，也就是和杨氏的母女关系还算比较单纯吧。她不能算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我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曾经一度，她是个好女儿。
　　
　　宫门一入深似海，贞观十一年，14岁的少女武则天辞别母亲来到大唐的中心长安，成为太宗皇帝后宫花花草草中的一枝。这里，有因罪没入宫中的犯官女眷，有随例采选的普通宫女，武则天相比之下还算幸运的，一开始就有才人的封号，赐号武媚。因为母亲出生弘农杨氏的关系，她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亲戚。其中之一就是昔为太宗皇帝弟妇，今为天子新宠的巢剌王妃杨氏——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她常被指为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
　　
　　巢剌王妃杨氏，即是以前齐王元吉的正妃，玄武门事变后没入宫中，成为太宗晚年的爱宠之一，生有一子曹王明。她是杨达堂兄杨师道的从侄女，因此是武则天转折的表亲（这个关系远了一点>_<）《武则天传》的作者雷家骥先生认为她是太宗晚年最爱的女人，不仅因为曹王明是长孙皇后死后太宗唯一增添的子女，也在于通鉴曾记载太宗曾有意立她为后（不是传说中的李恪之母大杨妃啦）幸为魏征谏止。然而个人认为这记载不大可靠，因为魏征在世之日曹王明尚未出世，杨氏既无儿子又无任何封号，太宗又是那样一门心思作名君的人，不太可能如此行事。曹王明给过继给元吉为嗣，长大后成为太子李贤的好友，李贤出事之后受牵连被贬而死，和母亲一样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不知道是否杨氏身份特殊，还是和武则天的关系远了些，从现有的材料看，没有任何彼此交往的事例。真正对武则天生活有影响的，是她的另一位表姐，十三岁即进入秦王后庭累升至德妃的燕氏。
　　
　　燕氏的母亲和武则天的母亲是堂姐妹，因此她们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武则天在宫中可能得她帮助不少，对她极为尊敬。高宗泰山封禅，当时已是越国太妃的燕氏在武后的安排下，与她共同主持终献，参与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可谓荣宠已极。去世之后，武则天极为哀痛，令寺观为她度二十七良人，更为她造佛陀绣像二尊，亲笔制铭绣于座下，给予这位表姐极高的礼遇和敬意。传说这位燕妃自小就是一位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才慧而招入宫中，十三岁即开始的宫廷生涯练就的城府、智慧和隐忍，对于武则天有不小的影响吧，我一直疑心她才是武则天入宫的引荐人和人生经验上的领路人，毕竟，武则天之前的经历并不十分复杂，她的手段和心计更多的还是在宫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4]
　　
　　太宗皇帝晚年多内宠，他似乎偏好才貌双全那类，有时候才学甚至比容貌更为重要，比如燕妃和后来的徐惠都是以才女之名入宫。且不忌讳和后妃谈论政事，前有问政于长孙皇后，后又对徐惠上书劝谏征高丽大加褒奖，可见李唐家风原不严禁后妃干政。无怪乎唐朝皇帝在感觉外人不可信任的时候常常会倚重太座，一不小心造成大权旁落的远不止李治一个，不过他最为出名而已。
　　
　　以武则天的聪明和美色照说也是太宗喜欢的类型，从一开始就封为才人赐号武媚来看，也曾识得君王之面。为了讨好太宗，她还努力地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真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只是后宫习练王书者虽众，练到她那个地步还真是却不多。武则天开始只是为了邀宠，后来竟得以大成，成为她终生痴迷的爱好，跟太宗一样到处征集王羲之的作品，爱之如狂，以至于现在人们还在为《兰亭序》究竟是被太宗带入昭陵还是被武则天带入乾陵而争论不休。她的书法造诣极高，在书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太宗首创以行书入碑，她则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 太宗有《温泉铭》和《晋祠铭》传世，她的《升仙太子碑》也堪称精品。只是人们提到武则天的爱好多半会很暧昧地想起控鹤府和一干男宠，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了。她在书法和文学上的才华是她日后赢得文学青年李治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在当时，她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引起太宗的兴趣。在漫长的10多年中，她五品才人的地位一直都不曾得以升迁。从14岁到26岁，贞观时期占据了武则天最美的青春年华，却也是她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
　　
　　注：[1]李渊赞扬武士彟见《册府元龟*忠义》，为他做媒见《全唐文*攀龙台碑》
　　
　　[2]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年龄见《全唐文*望凤台碑》：“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
　　
　　[3]见黄正健《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
　　
　　[4]燕妃生平，见《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其母是隋太尉、观王杨雄的第三女（即武则天母亲的堂姐），所以燕氏是武后的表姐。
　　
　　另：太宗宫中有三位杨氏，大小杨妃和巢剌王妃杨氏。大杨妃为李恪之母，隋炀帝之女，现在炒得比较热的那位，因为李恪冤死的缘故，大杨妃也失去了陪葬昭陵的资格，昭陵那位杨妃的墓是小杨妃的墓。小杨妃身世不明，生子赵王福，后来过继给建成为嗣，死后追封为贵妃。巢剌王妃文中已经介绍过了。鉴于有人总是把这三个人弄混，这里说明一下。


第二章、宫怨
　　
　　按照大唐的后宫制度，有贵、淑、德、贤四妃为正一品，昭仪为首的昭容、充容等九嫔为正二品，名额均有限定，一旦满员再受宠也只能排队等待升迁。武媚受封为才人正五品，位在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之下，属中等偏下。跟一般人想象中帝王的嫔妾就是每天扮靓等待皇帝临幸不同，这些嫔妾都是有一定职务在身的，在制度上称为“内官”。才人的职责为“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主要就是负责安排帝王宴饮、音乐和休息，以及宫中女子蚕丝纺织等，因此常有机会得见天颜。且唐代承北朝雄健之风，君王外出游玩，往往有才人骑射随行伴驾。杜甫在《哀江头》中描写昔日玄宗游玩曲江时便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充分展现出宫内才人伴驾骑射的高超箭术和勃勃英姿。诗人卢纶也有“台殿云凉风日微，君王初赐六宫衣。楼船罢泛归犹早，行道才人斗射飞。”之句，可见才人不仅需要有音乐细胞和组织能力，也需具备一定的骑射功夫呢。——题外话一句，女子尚且如此，也难怪文武兼修出将入相在唐代蔚为风气了。总括而言，武媚在贞观宫廷大约就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个脸熟没问题，但要在一大群莺莺燕燕中脱颖而出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不容易，武媚在太宗生前一直不得志，但也有不少伴驾露面的机会，否则也不能结识太子李治，但也因此普天下皆知新皇后曾侍奉过先帝，搞到高宗立后诏书不得不大费周章，乃至公开撒谎，那是后话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角色。作为才人，要有文才，懂音乐，会骑马射箭，伴君王笙歌宴乐，她还有天赋的惊人的美貌，必然也就有同等程度的野心和渴望。既然要负责帝王安寝，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临幸，或者这就是赐号“武媚”的由来，但对于太宗来说，大约也就是随手掐下一朵花又随手扔掉，不曾有丝毫的怜惜和留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唐代原本是个个性张扬的年代，一介布衣可以大大咧咧地直接上书皇帝要官做，自称五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君王如若错过他日必定后悔吐血。长期在等待压抑状态下的武媚想做点什么事来吸引太宗皇帝注意，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是由年老的女皇自己讲出来的。当时已是大周朝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宰相吉顼与河内王武懿宗在女皇面前争执，声色俱厉。武懿宗，就是那个率数十万大军却在契丹人面前望风而逃，反而残杀河北老百姓冒功领赏，甚至奏请武皇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数族灭的家伙。吉顼对武懿宗十分不客气，让女皇大为不悦，觉得自己在场诸武尚且被大臣如此轻辱，分明是不尊重自己的权威，某日借吉顼奏事发怒：“太宗有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最后被贬外放。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米有>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
　　
　　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
　　
　　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
　　
　　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
　　
　　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
　　
　　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
　　
　　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
　　
　　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如下记载，
　　
　　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这里描述中宗当政时韦后专权，有臣下希旨上表拍马屁，将民间采桑的民歌《桑条歌》十二篇重新谱词进献，并颁行天下。其中也提到《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天后时。如同我们知道的，《秦王破阵乐》并不是“太白现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武媚娘歌》也并非“女主武王”的秘记，而是一首隋代即有的情歌小曲，至于是真的流行过还是后人附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然这和疑杀五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至于李君羡之死倒是有载入唐书的，以旧唐书为例，就有两处提到。一处是《李淳风传》：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一处是《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其他的版本里还有太宗将武姓宫人集中起来，命淳风指认的情节，但即使仅就旧唐书中的这两例，也颇有抵触之处。前者谣言是来自内府秘记，后者则为李淳风占星所得。在前一个故事中，太宗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术数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若果真如此，李君羡又怎会被杀？难道那时太宗就不怕违背天意了吗？而以太宗的审慎，如果真的想消灭潜在的威胁，又怎会只除掉一个李君羡就能放心？回想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是连建成元吉的孩子都一并除去了的。对此，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更有人如此诘难：如是真有此事，长孙无忌在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预言提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同理，如果这个谣言真的给武则天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话，她再次入宫之后就应该想法子堵住李淳风的嘴，免得他再说些什么于己不利的预言，但李淳风在高宗朝却是官运亨通，主持颁行《麟德历》就是在这个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预言。
　　
　　再：唐书中李君羡传是和刘兰、张亮等合为一卷，都是属于私通狂人信妖言意图谋反而诛，可见当时对此管束甚严，并非孤例。而“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这句话，尤其可圈可点，真是遗憾刘兰的家属没有想到这样美妙的故事，既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名誉，又可以侧面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王者不死了。按《旧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旧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如同把民间传说中武则天怕猫的故事采集入史，未免失之于滥。封建史家难以接受武则天的称帝和嗜杀，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其归于“天命”了，而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大约也是出于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吧！
　　
　　不过，贞观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经历虽然没有传说中这么曲折动人如八点档连续剧，也绝对说不上美妙。从14岁到26岁，眼看着如花的青春就这么慢慢逝去，那种绝望而黯淡的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她幸运地遇见了一个人，她的一生，很可能如历史上那些不曾留下名字的众多后宫佳丽一样，默默地终老于宫中或者尼寺。这个人就是新近被立为太子的皇九子李治，和武媚生死荣枯紧密相连纠缠一生的人。
　　注：[1] 《武媚娘歌》在隋代即有出现。《旧唐书李纲传》：
　　隋开皇末，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今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


第三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也对老婆大人独孤皇后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 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
　　
　　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
　　
　　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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